19世纪中叶以降，欧美国家运用现代实证科学方法，广泛开展关于中国地理、经济、政治、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物古迹等领域的调查活动，参与其事的有传教士（如林乐知、李提摩太等）、学者（如斯文赫定、斯坦因等），还有外交官、商人、军人介入。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是与中国有着深刻历史文化渊源的近邻，明治维新以来，更确立“经略中国”、“雄飞海外”的战略目标，故其对中国调查研究的强度和规模，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在日本多种中国调查系统中，东亚同文书院历届学生的中国旅行调查，持续时间最长，调查地域分布最广，保存的调查材料十分丰富。
1895年，“东亚同文会”在东京成立，会长为亚洲主义者、公爵、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号霞山，1863－1904）。1900年5月南京同文书院开办，院长是根津一。因义和团事起，1901年初书院迁至上海，更名“东亚同文书院”，1939年，东亚同文书院由专科学校升格大学，命名“东亚同文书院大学”，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关闭。返回日本的同文书院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商议重组大学，并吸收从朝鲜汉城的京城帝国大学和台北帝国大学返日的部分师生及资料，于1946年在爱知县丰桥市建立爱知大学。它承继东亚同文书院积累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丰富资料及中国实地调查传统，“中国学”是其优势和特色之一。
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前身汉口乐善堂、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创办者近卫笃?、荒尾精、根津一等人，都是日本的“兴亚论”者。“兴亚论”又称“亚洲主义”，在日本明治至昭和时期的朝野间均颇有影响。“兴亚论”与蔑视亚洲邻国的“脱亚论”貌似相反，其实却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日本“大陆政策”的基旨。它强调日、中两国“同种同文”，汉字文化、儒家伦理是东亚各国“亲和”的基础，日、中、朝三国在此基础上“协力分劳”，实行“一体化”，也即在日本统领下与西方相抗衡。东亚同文书院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贯穿着“兴亚论”的这些基本精神，书院又以“日中亲善”形态出现，故直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东亚同文书院与中国政府、学界及社会人士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关系。东亚同文书院师生中，也不乏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革命活动的人士。
然而，就总体言之，东亚同文书院与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相联系，书院自成立之始，即受日本文部省和外务省的双重管理，后来还直接被首相府辖制，故其近半个世纪的办学历程，势必受到日本官方对华政策的制约和左右，并与此间的日中关系各项大事纠结在一起，尤其是中日战争期间，东亚同文书院有“学徒出阵”、“翻译从军”等直接参加侵华战争的行动。
东亚同文书院及东亚同文书院大学长达四十余年的中国旅行调查活动，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此间日本“大陆政策”的烙印，不过各个不同时期又颇有差异，而这种社会调查持续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范围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调查的专业分工渐趋细密，积累了数量巨大的第一手素材，提供了研究晚清和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风俗、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宝贵基础资料，所以，这是中国历史学、社会学、方志学等学界应当予以关注、研究和利用的，其调查方法及整理材料的方法，也颇有考析、借鉴的必要。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文献，约略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原始材料，即书院历届学生的旅行日志及调查报告。东亚同文书院参加中国旅行调查的学生，必须撰写见闻性旅行日志，称“大旅行记”，还须撰写专题调查报告，称“大旅行报告书”。它们现分藏于爱知大学丰桥校舍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
第二是从旅行日志整理而成的年度旅行志。东亚同文书院及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历届学生的中国旅行记均汇集编印为《大旅行志》，每年刊行，第7期以后，每年的旅行记以单行本出版（个别年份缺），卷首邀请中国政要名流（孙中山、康有为、黎元洪、段祺瑞、汤化龙、张国涂等）题词，如孙中山就为第14期旅行志题词“壮游”。
此外，还有一类，即在原始调查材料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的调查报告书、丛书和志书。除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编《东亚调查报告书》外，还有《清国商业惯习金融事情》，《支那经济全书》12卷（1907年至1908年出版），《支那省别全志》18卷（1917年至1920年出版），《新修支那省别全志》9卷（1941年至1946年出版）等。
由于参加旅行调查的同文书院学生，对于中国历史及风土人情的知识有限，故记载及发抒感想中难免错误，除特别明显之处由译者作了注明外，多未加纠正，读者在使用时望自行明辨。参加旅行调查的日本学生观念不一，既有对中国抱亲善、友好态度的，其纪行文字充满对中华文化、中国壮丽河山的倾慕、欣赏；也有固执于日本军国主义妄念，或蔑视中国，或对当年苏联怀抱敌意，此类文字我们没有删除，以利于读者了解当时日本一部分人的真实观感。原文存在若干对中国不友善的文词，译文除将“支那”改为“中国”外，其余一仍其旧，以存原貌。
（本文系作者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日记》一书所作前言，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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